书船远航续文脉

□张颖  王敏悦

6月，苏州已进入梅雨季，古城小巷的青石板路总是湿漉漉的。11日这一天，天依然下着雨，空气闷热潮湿，一如姑苏区钮家巷里沉闷肃穆的气氛。巷子里，一间面积不过20平方米的临街书店，老旧的卷帘门紧闭着。门口石阶上，冒雨赶来的市民、网友放下一支支白菊，复又起身，静默良久……

店主江澄波在这一天逝世，享年99岁。

消息传开，在互联网的汪洋中如雨滴洒落，仅一个上午，市民和网友送来的花圈便在老人的家门口排成两列，悼念的帖子在各大网络平台铺天盖地。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部特地送来挽联：“守文学山房，三世续芸，书船长载江南月。为典籍津逮，百年怀朴，冷摊犹存赤子心。”

文学山房，是这家旧书店的名字，创办至今已126年，江澄波是第三代传人。2016年，文学山房因一名游客在社交平台的偶然分享意外“出圈”，守书人、古籍版本学家江澄波也因媒体的大量报道，进入公众视野。在小小书店内，江澄波如一艘书船，为天南海北的书友找到所需；在书店之外，他多方奔走，一生抢救、修复并促成多部国宝级宋元珍本入藏机构。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时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些典籍在岁月侵蚀中已经失去了不少，留下来的这些瑰宝一定要千方百计呵护好、珍惜好，把我们这个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守了一辈子古书、旧书的江澄波身体力行，他不仅这么做了，且一做就是一辈子。中央媒体在报道江澄波时，评价他是“文化遗产守护者的典范”，是“中华文脉的‘守夜人’”。

不少读者向江澄波提问“要工作到什么时候”，他总是说：“我就是要抢救中国文化遗产，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三世续芸百年书店

今年7月初，第十五届江苏书展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火热开展，苏州载着满城书香，第十次与这场盛会相拥。在《书船长载江南月：文学山房江澄波口述史》一书的发布推介活动中，全网粉丝逾千万的“90后”读书博主赵健泪洒现场。

“我是在16岁那年第一次遇见江澄波爷爷，当时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我大学毕业后开了一家书店，就是因为受到他的启发。”这个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青年人强忍着鼻酸，讲述了他眼中的江澄波，“我相信每一个接触过他的人都会为之感动。他让我看到，一个人竟然可以活得这么纯粹，把一件事情坚持了一生……”

“江澄波爷爷家中三代人对书的深厚情感，是这个时代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也衷心地祝福文学山房旧书店会成为中国文化版图上永远闪亮的灯塔。”赵健像过去几年里那些受到江澄波感召的人们一样，成为其文化精神的接棒者。

在更早之前，文学山房旧书店曾被赵健形容为“全中国最孤独的一家书店”。“孤独”一词，既道出了古旧书业式微的现实窘境，又含有一种“只此一家”的孤清：像文学山房这样一开就是一百多年，并由三代人守护至今的书店，在国内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文学山房会被业界称为“中国传统旧书业的活化石”。

文学山房于1899年由江澄波的祖父江杏溪创办。最初，它只是苏州护龙街嘉余坊一间芦席纸糊的小铺子。彼时，护龙街是苏州的文脉中心。老苏州认为，南边孔庙是“龙头”，北边北寺塔是“龙尾”，文庙旁有府学、紫阳书院，街巷间散落着过云楼等著名藏书楼。江杏溪把店开在怡园和过云楼旁，让这间小小书店氤氲着园林的雅气和藏书楼的文气。以护龙街为中心，苏州古城布满了这样的园林、书店，墨香满园，书香满城。

1929年，文学山房声名鹊起。江杏溪用两百银圆从旧货店收得一部宋版《后山居士文集》，转手卖给藏书家潘博山。这部书被中国近代著名藏书家傅增湘誉为“海内孤行之本，后山集传世最早之编”，潘博山得书后直接把藏书楼改名为“宝山楼”。文学山房的名号也跟着传遍书林。

1931年，文学山房搬进了嘉余坊斜对面大井巷707号的新店面。三开间的铺子，前后三进带阁楼。民国“翰林总统”徐世昌题写的圆木柱竖幅招牌，在门口一挂就是几十年。那时候的文学山房，是苏州最负盛名的书店。在苏州的读书人或来苏州的名流，几乎都到过文学山房。

江澄波生于1926年。从记事起，他的父亲江静澜同祖父江杏溪在旧书间忙碌的身影就深深刻在他的脑海中。祖父善于结交朋友，四处访书；父亲主要负责店里生意以及刻板、发行等事务，活字本《文学山房丛书》就是在他们的策划经营下诞生的。

江澄波16岁时正式成为文学山房的学徒。年轻时，他从这里捧着书，跟着一代通儒钱穆去住处取钱；他接待过新中国第一代书画鉴定大师张葱玉、书法家于右任、历史学家顾颉刚、版本学家顾廷龙、藏书家郑振铎……也是在这里，他学会了访书、修书和古籍鉴定。

20世纪50年代，苏州古旧书店在文学山房等多个旧书店的基础上成立。江家把文学山房的牌子交给了苏州古旧书店，自家则以“苏州古旧书店文学山房门市部”的名义营业。江澄波作为员工，继续在此工作。

2001年，为了缓解家中的经济压力、供孙女上大学，已到退休年龄的江澄波决心重操旧业。老人又担心用文学山房的牌子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就把“文学”改为“文育”，取了一个苏州话的谐音。书店在建新巷开张后，他给熟悉的图书馆和藏书家挨个写信，靠着几十年的口碑，书店才有了客源。可没几年，建新巷改造，要建商业广场，铺子被收回，他又搬到临顿路小太平巷。刚安稳两三年，小太平巷又开始改造，文育山房再次搬家，直至2006年书店终于在钮家巷落了脚。令人欣慰的是，在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广大读者的呼吁下，百年老店“文学山房”的招牌终于在2012年9月被重新挂起。

现在文学山房旧书店的店面很小，江澄波和家人又把铺子用书架隔成了里间和外间。大家看到的书店，其实只是外间：不过三面书架，中间放一张台子，台子上摆满旧书。靠着书架的地上也堆满了书。店里人一多，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直到2024年10月16日，江苏省委书记信长星来看望江澄波，家人才把地上的书整理了一下，多出两个人站立的位置。

年纪大了，江澄波的固定“工位”就变成了门旁的一张藤椅，上面铺着一张软垫。他的身后，是文学山房旧书店的“古籍部”。所谓“古籍部”，其实就是三个并排的木书架。底部是带门的柜子，上面分了三层，线装古籍多用函套或夹板保护，被平放进书架，放古籍的书架每一层都比较高，可以放入多部书。与之相较，放旧书的书架每层就不预留太大空间，因为只需要书脊向外依次摆放即可。书店中间的台子上累累叠叠都是旧书，看上去没有分类和重点。客人要找书，除了自己寻找，也可以问。这时江澄波就会搜索他几十年来储存在头脑里的“图书馆”，精准说出读者要的书是什么版本，作者是谁，是不是在书架上。书架上比较显眼的位置，陈列着江澄波本人的几部著作，《吴门贩书丛谈》《古刻名抄经眼录》《江苏活字印刷》等都是他90多岁时出版的作品，《书船长载江南月：文学山房江澄波口述史》则是他96岁时的著作了。

“书店是城市的眉毛，没了它，再好看的五官也乏味。”江澄波的这句话，道出了他守店的初心。对苏州来说，文学山房早已不是普通的书店，而是一个“沉静而闪光的文化坐标”，是平江路肌理里剥离不开的人文脉络。

赤子文心苦守“冷摊”

2021年，古吴轩出版社开始编辑整理“江澄波口述史”。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出版社的编辑每周都要前往文学山房数次。老人家看到编辑来，总是先递上一杯热茶。编辑则坐在老人“工位”旁的小木凳上，在氤氲茶香中，听他缓缓叙述自己与书不离不弃的一生。

13岁时，还没正式入行的江澄波自己做主，收了一部天一阁的古籍。小小年纪眼光如此独到，让祖父江杏溪又惊又喜。入行后，祖父带着他四处访书，增长见闻。父亲则教他写信、读书目。他靠着店中丰富的书源和惊人的记忆力，能把厚厚的书目背下来。

16岁正式进店当学徒后，江澄波仅用了三年就把修补古书的手艺练得十分纯熟。虽比不上祖父的功力，却能和店里学了好多年的师兄一较高下。抄写书目、柜台售卖、送书跑腿的杂务，他样样精通。最让他难忘的，是随祖父一起经手晚清金石学家、文献学家、收藏家叶昌炽的藏书往事。这次访书不仅收得了多种古刻名抄，还促成了他和近现代著名藏书家、版本鉴定家、版本目录学家潘景郑的师徒缘。此后，江澄波常趁着夕阳西下，揣着刚收的古籍去拜访潘景郑。他恭恭敬敬喊一声“潘老师”，潘景郑便会逐本点评，为他指点版本目录之学。在祖父、父亲的教导和老师的提携下，江澄波很快就能在书店独当一面了。

进入书店后，江澄波有了更多外出访书的机会。他和同事们常去隔壁城市或外省收书，甚至曾钻进废品回收站、造纸厂的废纸堆里“淘宝”，不少珍贵文献就是他从纸浆边缘抢救回来的。访书的过程他尝遍酸甜苦辣：有顺利通过藏书家“考试”的得意，有在杂货店找到一部铜活字本的欣喜若狂，有听闻人家把清代著名藏书家、版本学家钱曾的稿本当柴烧的悲痛欲绝……为了帮读者寻书，江澄波更是绞尽脑汁、铁鞋踏破，尽己所能把书交给合适的人、送到合适的地方。

促成过云楼藏书归公，是江澄波为国宝免于流散作出的重大贡献。过云楼收藏，始于道光进士、宁绍台道、清末著名收藏大家顾文彬，传至孙子顾麟士时，收藏范围更大。顾麟士在花甲之年，将过云楼藏品分为四份，分给了顾公柔、顾公可、顾公雄、顾公硕四个儿子。其中古代书画部分给了顾公雄，古籍部分给了顾公硕。顾公硕继承的古籍又传到了他的四个儿子手中。1992年，江苏发大水，苏州连日暴雨，顾家很多珍贵藏书受潮严重。江澄波受前辈嘱托，与顾公硕次子顾笃璜对接古籍收购事宜。他登门勘书、记录版本、评估价格，协调书店垫付资金，最终将四分之三的过云楼藏书送至南京图书馆，使得大量国宝级古籍得以妥善保存。20年后，过云楼剩下的四分之一古籍在拍卖场被拍出了1.88亿元的天价，算上佣金超过2亿元。消息传来，人们这才意识到，江澄波当年所为的巨大价值和意义。

江澄波有四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们因各种各样的原因都离开了书店。但江澄波从没想过要离开，他说：“这些书需要人照顾，这个店需要人守着。”

过去几十年里，苏州古旧书业的从业者因转行、退休、离世等原因，日渐凋零。江澄波记得清楚：“夏淡人，他也做过我们文学山房的伙计，后来自己开了琴川书店。上世纪50年代，他找了门路，在江苏师范学院图书馆找到了工作。瀚海书店店主吴瀚，也去世多年了。他生病的时候，我才写完《苏州古旧书店志》，把以前书店的情况记录下来，其中就记了他收到了哪些好书。我把这本书送到他病床前，念给他听，他听了很高兴。”藏书家黄裳和许多书商是书友，他曾建议古旧书业的老同志把小藏书家和他们的书也记录下来，只有江澄波听进去了，并且做了很多工作，陆续写了很多文章，最后合集成为《古刻名抄经眼录》。

事实上，古旧书业的青黄不接，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显现。很多年轻同志不愿意学习古书鉴定。“因为难学啊，外出访书，吃苦头的。”有感于此，江澄波对两次到北京为全国古旧书发行业务学习班授课的往事记忆犹新。为了上好这门课，他亲自撰讲义，还用残页做成实物书来演示，给学员带去了题为《怎样鉴别古籍版本》的珍贵实操课。薪火相传，当年上课的学员，后来大多成了各地古籍保护事业的中坚力量。

如今，出自江澄波之手的无论是记录书店历史的“志”、记录藏书家和珍贵版本的“经眼录”，还是课堂讲义，都已成为珍贵的史料文献。在传统古旧书从业人员中，这样有意识地去记录整理书事、书人、书史的，江澄波称得上是第一位，也可能是最后一位了。

一生矢志抢救古籍

开店容易守店难。在重新开店后的好多年里，江澄波的书店一直很冷清，有时候甚至一整天都没有一个顾客。一段时间里，书店收入还不够交房租、电费。即便如此，他也始终没有放弃，甚至70多岁了还到上海去淘书。80岁时，一场心梗把他送进了医院，12000元一针的药要打两次，他舍不得，最后咬牙只打了一针。

“如果只靠卖旧书，早就做不下去了。”老人说，“我的书店，主要还是卖古书，好在慢慢地，关注古书的人多了，人们富裕了，也买得起古书了。”

传统的古书行业，对买家、卖家以及中间的交易方式都要绝对保密。正如藏书家田涛所说，老派的古旧书从业者，有他的门道，有认可他的“下家”。这是江澄波收书最常见的场景：送书人或骑电动车载书而来，或夹着书登门问询，江澄波接过书先摩挲纸页，感受纸张的年代，再翻看书口、牌记，心里有了数，便转身取出现金。但时代的发展已超出了江澄波的经验储备。当他坚持着老派的经营方式——收到好书，亲手抄写书目，寄给可能需要的学者和图书馆时，拍卖公司已经印刷了精美图录，网络上的直播根据读者要求可以把书从头翻到尾。有人劝他开网店，他摆摆手：“没精力了，子女年纪也大了。我就守好根基吧。”

江澄波在版本鉴定上的权威，让不少人慕名而来。他鉴书不依靠任何工具，只凭指尖触感与眼底经验。纸张的纹路、墨迹的新旧、朱印的浓淡甚至蛀虫啃咬纸张的方式，都是他的标尺。一名常熟藏家花18万元拍得带傅增湘题跋的宋版书页，说是“宋代蜀刻大字本”，拿来请他掌眼。江澄波仔细看了看，直言：“这一页书是宋刻的，但不是宋大字本。傅增湘的题跋没有说明书名，所以这个题跋和书是两回事，是被凑在一起的。”一眼识别、语气肯定，不掺假不模棱两可，他的真诚既是对来客的负责，更是对古旧书的尊重。这样专业的鉴定，他从未收过一次费用。

一日，浙江省嘉兴市西塘古镇来的一位读者请江澄波看一页民国时期印有图案的医方。这位读者说，自己祖上是西塘有名的医生，名叫陈心莲。陈心莲的处方全有他自己设计的图案，大多是莲花。这位读者费尽心力，终于通过一家书店收到了十来张陈心莲医方。江澄波闻言，一拍大腿说：“你家我去过的，在西塘那座桥边上。我还进过你家老宅访过书呢。你这里不过十来张，我家里收了上百张。你下午过来看。”到了下午，江澄波带来几本册子，原来他早已把这些医方一张一张裱贴好，共有四册之多。读者翻看时，江澄波随口介绍医方的笺纸、印记特点，毫无保留。

身为书商，江澄波自始至终坚守着自己的生意底线——让书有更好的归宿。有人来向他买线装古书，说要拿去糊在墙上。江澄波断然拒绝：“我不能卖给你！这不是保护文化，是破坏文化，出再大价钱我也不卖给你。”

书店的生意，很多时候比较冷清，江澄波就在店里给收来的旧书做装裱，一部部残破的古籍在他手下重获新生。他回忆说，藏书家许博民曾收了不少珍贵的古籍，却在战乱时为了谋生把这些书都卖了，最后书卖完了，就靠卖面包为生。年轻的江澄波总能在下午3点左右听到许博民卖面包的叫卖声。江澄波还亲眼见过清同治年间福建巡抚王凯泰后人所藏的书画被白蚁吃成了粉末，“打开函套只看到灰飞烟灭的荣华富贵”。还有人家不懂保管，把宋版书埋在土里，最后把价值连城的书籍压成了一文不值的书饼……这些往事，让江澄波在卖古旧书时会优先考虑提供给图书馆、博物馆等公藏机构。他的想法很简单：在这样的机构里，书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基于这样的想法，他为南京图书馆提供了四分之三的过云楼藏书，还为苏州图书馆、苏州博物馆等单位提供了作为镇馆之宝的宋版书。他还长期为国家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馆找书、送书，一生乐此不疲。

在江澄波看来，收书、鉴书、补书、卖书、送书，都是在抢救古书，延续“纸寿千年”的传奇。

文脉守护后继有人

守着一间古旧书店，是一件清苦而孤独的事情。除了少数的业内人士，普通大众很少有人会关注这位与古籍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22年。这一天，读书博主赵健在文学山房为江澄波录了一条短视频并在网络平台推送，随之而来的4000多万点击量，让这位守惯了“冷摊”的老人一下成了“网红”。

在网络流量的加持下，网友们纷至沓来，文学山房也变得热闹起来。年轻人最感兴趣的并不是书，而是“一个快100岁的人，是怎么开店的”，也想看看“100多岁的书店长什么样子”。

面对社会各界的关注，江澄波心怀感恩：“这个时代真好啊！我活到现在，觉得这个时代最好，书的命好，人的命好。”听他口口声声谈到书，来的人就算不怎么读书，也要挑几本书带走。对古籍完全不了解的人来了文学山房，看到江澄波身后的书墙，也会好奇地想要看一看、摸一摸。

他知道自己成了“网红”，也知道有些年轻人来拜访他只是为了“打卡”，但能多吸引一个人来书店，来了解古籍，在他看来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更何况寻来的还有旧缘：前几年有一位参加夏令营的台湾学生来店里找江澄波。他说起家里一位长辈曾在文学山房买过书，老人家已经去世了，自己太年轻，从没有见过这位长辈。几番探究，原来，这位学生是钱穆先生的后人。江澄波就告诉这位年轻人当年到耦园给钱穆先生送书的往事。还有一位昆山来的顾客对江澄波说：“我还记得你。当年我还小的时候，你到我家来收过书。你挑剩下的那些书，后来都送到废品回收站去了。”原来他是江澄波上世纪60年代拜访过的昆山李氏味尘轩的后人，只是当年他还是个小孩，现在已经白发苍苍了。2021年，曾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组长的李一氓，其孙女李燕千里迢迢找到文学山房，这次寻访源于她发现了爷爷的旧物中有和江澄波的通信。这些信有的记录书目，有的探讨修补古书的方式。江澄波见到李燕带来的信后感慨万千，把一直珍藏的一部分信封赠予了李燕。

2025年6月10日下午4点左右，老万年黄金博物馆负责人戚春兰从江澄波手里接过了沉甸甸的一套《〔民国〕吴县志》。江澄波告诉他：“你还需要什么书，我帮你找啊。”这是江澄波一生卖出的最后一套书，也是最后一次重复“我帮你找啊”这句话。清晨5点，这是江澄波平时起床的时间。6月11日清晨5点多，儿子江延令久久听不到父亲的动静，于是推门查看，99岁的江澄波已经安然离世。

江澄波真正做到了自己所说的“我就是想要抢救中国文化遗产，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6月24日，江澄波去世13天后，文学山房又开门了。在江澄波曾经每天工作的书桌前，文学山房第四代传人江延令拿出从家里带来的古籍《白香山诗集》和宣纸，开始修补工作。“父亲的手艺是祖父教的，祖父的手艺是曾祖父教的。我也跟父亲学了20多年了……”江延令一边刷糨糊一边说，“修补一下，这书的寿命就更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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