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前的“图像密码”再引热议

司马金龙墓漆屏风中的女性形象（周室三母：太姜、太任、太姒）与黑松林石屏中女性形象的对比。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供图

石屏风拓片。

石屏风摹本。

本报记者 王敏悦

事情要从一桩26年前的考古发掘说起。

虎丘路东、桐泾北路西的一处土墩，其上松林繁茂，墨绿成荫，颇有诡秘之感，被当地人唤为“黑松林”。1997年，为配合基建工作，原苏州博物馆考古部对其进行发掘。在这处巨大土墩的腰部，五座三国孙吴时期的墓葬被披露，引发不小轰动。

其中的一座墓葬，出土了两套石屏风，一块业已碎裂，一块则相对完好——正是这块石屏风，在此后的数十年间，为学界所寻找、研究、论争，成了一个附着在黑松林墓地上的“谜团”。

十年寻踪

孙吴墓里的“竹林七贤”画像

“这个宝贝差点儿消失在众目睽睽之下！”时隔多年，如今已是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所长的程义回忆起发现这块石屏风的经过，仍觉惊险曲折。

1997年的考古发掘结束后，苏州博物馆工作人员将出土器物运回库房，一直无暇整理。直到2010年前后，负责保管黑松林墓地出土文物的姚晨辰为做科研，才初步理出了该批文物的数量和种类。彼时在苏州博物馆工作的程义从当年的一位发掘者口中得到了一个模糊的“信息碎片”——出土文物中，有一块带竹林七贤画像的石板。

竹林七贤画像怎么可能在孙吴墓出现？程义越想越觉得蹊跷，一方面觉得这一“信息碎片”必然不是空穴来风，另一方面，在姚晨辰初步整理的出土文物类目中，又全然没有这块石板的踪迹。难道这块石板被遗漏在黑松林墓地，没有运回库房？经年累月，或许已经被附近居民捡走？程义冥思苦想，打开地图检索，发现黑松林一带已是高楼林立，那块消失的石板或已难觅其踪。

石板、画像、孙吴墓，如一缕缕难以消散的雾，魇在程义的心头，长达近10年。直到2019年前后，苏州博物馆西馆建设提上日程，他仍然希冀寻得石板，将其展陈于西馆。那段时间，每日午后得闲，他就与同事到库房的石刻堆放区一块块地核查，不愿放过一丝寻得石板的可能。苦寻无果之下，程义不无气馁地想：也许，这块石板并不存在。

然而，当年参与发掘的王学雷拿出了一件石板存在的实质性证据。原来，在将这块石板——更确切地说，是画像石屏风运回后，王学雷曾将其拓印留档。程义欣喜若狂，反复和王学雷确认当时的情况，得到的回答是，“这块画像石屏风绝对被运回来了，我就是在忠王府打的拓片。”循着这一关键线索，程义让保管部的同事仔细留意，最终在库房角落的几块纪年砖下，找到了疑似石屏风的物件。

清理完附着在上面的虚土之后，一幅人物线刻画清晰地呈现在众人面前！

众说纷纭

石屏所绘仙境乎？吴越旧事乎？

经年蒙尘，千年之前的画作重现于世。但它真的是一幅竹林七贤画像吗？三国孙吴墓里有可能随葬这一题材的画像石屏风吗？

当这块长73厘米、宽71厘米、厚5.5厘米的石屏风呈现在众人面前时，答案就已十分清晰。这块保存相对完好的石屏风，两面均有线刻画，一面以阴刻线条描绘人物与纹饰，如今仍清晰可辨，另一面的阴刻人物图像则已漫漶不清。而很显然，其上所绘人物及纹饰并非竹林七贤。

据程义所言，石屏风保存较好的一面，构图以帷幔分为上、中、下三层，每层均绘有若干人物，整幅画面四周饰有云气纹。屏风最下层绘有三人一山，右侧人物头戴平巾帻，身着交领长袍，似右手持戟；其余两人佩剑，头戴无帻之冠，像是在奔跑；还有一座“工”字形的山，云雾缭绕。中间一层则绘有四人，左二人物身着交领长袍，推测为女性，双手自然伸展作讲话状，似为主要人物，因为其余三人皆朝向该名女性，仿佛是在凝神倾听。最上层也画了四人，左一佩剑于右侧，推测为侍卫；左二佩剑于左侧，居画面中间，也许是这一层的主要人物，正与右侧二人交谈；右侧二人装束和下部中间二人相同，但未佩剑。这块石屏风上的绘画，为学界提供了异常珍贵的孙吴绘画史料。截至目前，考古发掘所得的三国绘画，尤其是孙吴绘画文物极其稀少。

2020年2月，姚晨辰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苏州黑松林出土三国时期石屏风》一文，提出了“仙境说”。他认为，画面中呈“工”字形的远山，天柱描绘得较为简略，曲径通天，是描绘西南方昆仑仙山的典型形象，画像石中位于仙山之上的人物有可能是西王母或东王公或周穆王等，这也与屏风边沿的云气纹完美地统一起来，所以这可能是一幅仙境中的人物故事画。

程义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一幅历史鉴戒图，内容应该是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的故事。“这个图像中既没有西王母的龙虎座，头部也没有戴胜，并且女性位于中层，不符合西王母的身份。”程义结合史料，推测画中情节可能是：越王勾践和范蠡告别文种，带领西施、郑旦二越女前往吴国投降，吴王夫差贪恋女色，准备接受，而忠臣伍子胥力谏不可，但吴王不听建议，并因此疏远逼杀伍子胥，最后国破身亡。“这是孙吴时期非常流行的历史鉴戒画内容，劝诫江东人以吴越旧事为鉴，励精图治。”

论辩再起

墓主欲以屏风超越时空之限？

从“仙境说”到“吴越故事说”，近年来，围绕着这一世所罕见的、三国孙吴时期石刻画的论争从未停止。作为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历史故事人物画屏风实物，它的美术史价值亦引发美术界关注。

12月初，在苏州举办的三国墓葬考古发现与研究学术研讨会暨六朝考古学术工作坊第五期活动中，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朱浒教授及李文平提出，该石屏或许是模仿当时生活中所使用的“画屏风”而制作，其图像的刻绘技法在当时应已被称为“白画”。

而观其主题，二人则认为，司马金龙墓（北魏琅琊王司马金龙与其妻钦文姬辰的合葬墓，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漆屏风中的“有虞二妃”与黑松林石屏人物的组合关系、服饰特征方面都非常相似。石屏风的上、中、下层的人物，也许分别是“有虞二妃”“周室三母”“泰伯奔吴”的故事图像，而其承载的功能，应为道德鉴戒。

两周后，“江南地区的考古与艺术”——第五届江浙沪美术考古青年学术研讨会同样在苏州举办，关于这块石屏风的主题和功能，又有专家学者提出了新的观点。

来自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的李晨教授、王子涵在研讨会上指出，司马金龙墓漆屏虽然发现于墓葬中，但许多信息指示其可能原本是一件生者所使用过的屏具。司马金龙漆屏的榜题文字清晰指明了其“规鉴”含义，这大概也是其作为家居陈设时的功能。然而，当它处于墓葬中时，其含义也发生了转变，即学者李清泉所说的“对其平生行为与道德情操的旌表”。从石质媒材的角度考虑，黑松林出土的石屏应该是专为死者制作的。

“黑松林石屏在墓室中的功能兼有实用与超越两重维度。在实用维度上，石屏与石榻、石案共同作为入葬时祭祀的重要道具，并在墓门关闭后为墓主提供家居宴饮。在超越维度方面，屏具在东汉士人心中是一件具有人格化的物品，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权力符号。线刻图像中，云气与历史人物相结合的方式，既传达了死者的行为准则与道德理想，也使这种价值泠然超越于时空。”王子涵论辩道。

遗憾的是，就现有考古资料而言，专家、学者尚无法对石屏的功能、线刻画的内容盖棺论定。然而程义还是感到欣喜，因为它提供了观照江南早期墓葬美术的宝贵窗口，亦吸引着后来者努力破解这一千年之前的“图像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