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霖：看见城市的生长

□苏报记者 陶冠群  苏报通讯员 周天怡

人物介绍

陈霖，笔名林舟，安徽宣城人，文学博士，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媒介文化专业委员会理事，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媒介文化与艺术传播、文学与文化批评。著有《生命的摆渡》《文学空间的裂变与转型》《事实的魔方》《迷族：被神召唤的尘粒》《粉丝媒体：越界与展演的空间》《因疏离而贴近》《数字叙事十讲》等。

城市在空间中延展，在时光里沉淀，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往来之间，书写着绵延不绝的故事。我们常常注目于建筑的迭代、街巷的更新、场馆的变迁，却很少留意，真正让一座城市拥有温度与灵魂的，是藏在日常里的相遇、交谈、驻足与回望。那些无声却真切的交往，如同看不见的脉络，在砖石之间穿行，在公共空间里蔓延，让静止的场地成为流动的生活，让冰冷的空间生出可感的人间烟火。

经过八年的学术探索，陈霖以2016年至2024年间围绕城市传播、公共空间、媒介叙事与公共交往的持续思考，写成《形塑与生成：媒介理论视域下的公共交往空间》一书。这部著作以空间、叙事和交往为贯穿始终的线索，立足媒介研究的学术立场，聚焦城市公共空间如何被规划、塑造，又如何在人的实践与交往中被不断激活和重新定义。

书中既展开对可沟通城市、公共艺术传播、数字叙事、博物馆与公共文化等议题的深度探讨，也以扎实的田野考察与现场观察为依托，将理论思辨与现实关怀融为一体，系统阐释空间如何承载公共生活，交往如何赋予空间意义，城市又如何在人与人的联结中不断生长。这部沉淀时光的学术之作，不仅是作者多年研究脉络的梳理与呈现，更是一位学者对城市与人、空间与生活的长久凝视与真诚叩问。在对谈中，我们一同回到著作的思想起点，聆听关于空间形塑、地方流变与归属意义的深刻阐释，读懂一座城市本真而持久的生长力量。

在感受城市变迁中追问

苏州日报：是什么契机让您聚焦“媒介理论视域下的公共交往空间”，并写成这本书？

陈霖：很难说有什么具体的契机，大体上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经验上的，一个是理论上的。从经验上来讲，对这个论题的探讨，实际上是被我们这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所激发出来的。我在苏州亲身经历了这座城市的高速发展和扩张，也见证了它的城市空间从增量发展到存量的转型。我们看到道路越来越宽、越来越多，高架和高速公路穿过与环绕着城市，广场、CBD（中央商务区）、公园不断建造出来，地标建筑改写着天际线。博物馆、美术馆、文化中心这样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也越来越多。我们的日常在这样的空间中展开，这样的空间催生着我们各种各样的经验。

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越来越发达的共享空间，是不是就意味着公共交往的提升？我们的共享空间如何转化为我们的交往空间？这样的问题很长时间里占据着我。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随便看一条大路，车来车往，川流不息，人在各自的车里面，彼此毫不相干，除非出现碰擦事故，车主不得不走出来交流。这说明，同处一个共享空间里面，不一定有真正的交往。我想以此说明，共享空间与公共交往空间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要真正理解一座城市，或许可以从这里出发，去考察、去探究。

从理论上来讲，新闻传播学科这些年发展起来的媒介和城市传播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立足点。我们不再将媒介仅仅看作固定的物件或者机构，而是将它视为一种建立关系的过程。换句话说，媒介可以是任何事物，一个东西是不是媒介，不是看它的固定属性，而是在特定情境当中能否起到连接、转换、传递、调节等作用。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它就是媒介。城市就是这样一种媒介，它作为一个空间产生各种交汇，尤其是让人与人的交往发生，也正是在这种交往当中，城市被塑造出来，生长出来。

苏州日报：作为书名的“形塑与生成”，很有概括力，能否讲讲这两个词在书中究竟指向什么？

陈霖：简单地讲，所谓“形塑”，就是城市的管理者、设计者、建造者，把空间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空间。所谓“生成”，是空间里交往的结果。空间不是建造出来就完事儿，空间之所以成为这样或那样的空间，是在其间的活动所生成的。比如说，可能没有哪个设计者会专门设计一块空地留给跳广场舞的人们，但是大叔大妈们通过他们的活动，把这个空间变成了广场舞空间，这就是生成。它强调的是，空间不仅是设计者、规划者、建造者所规定的样子，而且是在人们的使用当中使它成为什么样子。形塑和生成之间有内在的张力、互动和转换。我们在使用空间、生成空间的同时，也在为空间赋形，也就是在形塑它。

苏州日报：读这本书能明显感受到，您非常强调走进现场，贴近实践，面对面交流。为什么“现场”在您的研究中占据这么重要的位置？

陈霖：这本书在研究方法上是经验研究，从学术规范来讲，必须进入现场。对我本人来讲，除了学理要求，也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激活自己对问题、对空间的具身感受，会形成一种驱动力。有些东西，你在理论上、书面上以为把握了，但在实践、现场中会发现不一样，现场成为非常重要的校正过程。比如《深圳人的一天》这件公共艺术作品，所有文字资料介绍都是有18座等身塑像，但我在现场数来数去只有17座。我很困惑，就去问当年负责这个项目的孙振华教授。他很感慨地说，这么多年只有你一个人问了这个问题。原来确实是18座，但临到现场安置的时候，一位小学老师后悔了，不同意将她的塑像放在那里，只好尊重她个人意愿，所以后来变成17座。如果不进入现场，不去追问，很难弄清楚这样的事情。

苏州日报：您在书中还突出运用了叙事分析的方法，您是怎么让叙事分析和公共交往空间发生关联的？这种叙事分析和您之前《因疏离而贴近》一书中的叙事分析有什么不同？

陈霖：通常我们讲叙事，就是分析怎么讲述一个故事。公共交往空间容纳各种事件、各种故事，有交往就有故事，空间本身就在触发、引导、产生各种各样的故事。叙事意味着连接，不同的人通过故事连接在一起，这样的属性使它天然与公共交往空间发生关联。所以我从一开始做苏州博物馆考察和研究时，就很自觉地把叙事分析的视角纳入其中。

《因疏离而贴近》主要是文学文本的分析，面对的是相对完整的、固定的文本。但在公共交往空间的叙事分析中，面对的是片段的、流动的、开放的、互动的文本。其中我近年关注的数字叙事，更是容纳了各种不同的叙事主体，数字技术本身也是叙事主体，意味着城市的数字化带来了新的叙事样式。我们这些年一直在说，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城市故事。我认为，如果不理解叙事与交往的关系，不了解数字技术带来的叙事革命，就很难“讲好”。

苏州日报：这本书跨越传播、城市、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读者会好奇，您到底在哪个学科言说？

陈霖：你探讨一个问题，问题把你引导到哪些学科，你就会触及哪些学科。要探讨博物馆里的交流、展陈中的交往，就必须触及建筑、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所以，是研究对象和问题驱使你触及不同学科。这些年别人问我研究什么、属于哪个学科，我觉得很难说清。但媒介研究是我的基本出发点，我的观察视角、分析手段、理论资源来自这里。也就是说，我立足于传播学，以媒介研究贯通、触碰、思考其他领域的问题，并且希望将传播学带到这些领域，为这些领域提供不一样的观察视角和方法。

“可感”苏州，“可写”江南

苏州日报：您在书中用到很多苏州的案例，比如地方音景、数字文物展、园区公共艺术。写作时，您是有意选择苏州作为典型城市，还是它自然成为您的研究田野？

陈霖：我生活在苏州、工作在苏州，苏州自然而然成为我研究工作的感性触发点，从田野考察来说更方便。更重要的是，苏州本身值得研究。苏州的发展在各个方面有目共睹、举世闻名，它是中国城市乃至世界城市中非常重要而独特的样本。我甚至觉得遗憾的是，未能专门以苏州为样本来展开我的研究。

苏州日报：您在考察苏州的案例时，有没有考虑过苏州所代表的江南文化，如何与您关注的公共交往空间发生联系？

陈霖：江南文化近些年讨论很多。我关注的苏州案例，可以说都和江南文化有着具体的联系。我们今天对江南文化的理解和阐释，当然要有历史依据，但更重要的是，江南文化应该构成公共交往空间非常重要的基质。如果没有在公共交往当中形成对江南文化的体验、感悟和认同，和公共生活没有关联，那江南文化只是纸上的。我在书中考察的声音地理展、数字文物展、博物馆建筑与展陈中，都体现出江南文化具有现代转换的力量、丰富的连接性、开放的胸怀，能够吸纳各种异质、多元的文化元素，而又能化为自身所有，焕发出自身的生命力。我书中提及的巫鸿先生在苏州博物馆策划的《画屏：传统与未来》展览，让我们看到江南文化传统与当代艺术、现代空间和日常生活如此相融，不是简单复刻历史和传统，而是重新激活、重新阐释江南文化的精神内核。它让观众在观看、行走、感受的过程中，完成与历史的对话，生成新的理解与交往。

苏州日报：“地方”是您书中特别强调的概念，您是如何理解苏州的地方性的？

陈霖：“地方”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尤其在全球化背景下。苏州在现代化、全球化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但另一方面，苏州之所以是苏州，不仅仅在于现代化、全球化领先，更在于它悠久、独特、丰厚的历史文化传统。

全球化和地方性，通常是考察城市问题的一对富有张力的概念。我更愿意把地方看作不是固定的、不是仅仅通过历史和传统来界定的，它恰恰是正在生长的。我们说到苏州，会说它拥有多少年历史、多么丰厚的文化，但我们不要忽略，我们能够说起这些、别人愿意听这些，恰恰是因为在当下、在今天苏州的迅速发展中，这些传统一方面被不断激活，成为现代化的内在驱动力；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用现代的方式重新发明传统、重新界定传统。所谓传统是传而统之，让传统真正成为传统的，恰恰是在现代的活动当中赋予它根基。我觉得这是构成苏州地方性非常重要的方面。通过现代化建设，不仅激活地方资源，而且让这个地方更加地方。苏州非常好地把地方的生长性、流动性、全球性、现代性，融合为它的气质。

苏州日报：您写到吴文化博物馆的吴县文物数字展，这类数字展览如何重新唤起我们对苏州这片土地的情感与认同？

陈霖：这个展览非常重要。它一方面突出苏州的地方性，另一方面用数字艺术方式对吴地传统文化进行整体展示，在全国是首次，极具示范性。更为关键的是，它的意义不在于通过数字展览让我们认识吴地有哪些历史文化传统，不在于知识和认知方面，而在于让我们思考，我们今天在苏州的生活，在何种程度上是古老苏州的延续，同时，又是对江南文化的现代阐释。数字艺术的形式，在这里不只是借以展示的技术手段，而且是对其公众参与潜能的一次释放，与日常生活实现更丰富的连接。

苏州日报：您在书中还对比过视觉公共符号和地方音景这样的听觉实践。为什么声音能更隐秘、更日常地塑造我们对一座城市的归属感？

陈霖：寒山美术馆做的苏州声音地理展览，在我的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案例。我们谈城市景观，通常关注视觉性、形象、天际线、风景，视觉抢夺我们的感知注意力。所谓网红打卡地，也是以视觉为中心的。声音的特质在于其穿透性，它可以进入肉体、肌肉层面。声音的记忆就像肌肉记忆，难以描述，却非常深刻。我们对最亲近的人的感知，其实首先不是来自形象，而是来自声音。这个展览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在视觉符号占据强势的情况下，提示了声音与城市的密切相关。声音丰富的层次、质地，跟一个城市的气质、生活、人的状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试想，苏州没有了评弹、昆曲、苏州方言，还是苏州吗？所以这个展览把被视觉遮蔽的、更具身体感的城市特性揭示出来。再就是它的策展理念和展览方式，非常具有公共性，重视田野考察、公众参与、激活空间交往。

苏州日报：您讨论现代大道的公共艺术时提到，公共艺术不应只是让城市“可读”，更要让城市“可写”，您能解释一下可读与可写的区别和联系吗？

陈霖：这不仅仅针对现代大道的公共艺术。“可读”，是我作为读者去读它，相对被动。比如外来人进入苏州，哪里好看、哪里值得逛、哪里有特色、哪里要打卡、什么美食要品尝，这些构成可读性。“可写”，是我们在城市当中，还能为它做什么，如何参与其中。“可读”相对被动，“可写”相对主动。在已有的空间里，我们如何书写自己的故事、呈现我们的关切。如果一个地标性建筑或者艺术品，市民对其无感，不能因之而与城市的公共关切发生关联，不能激发和调节更多的人与人的沟通，那就顶多只是华丽的摆饰。所以，我想特别补充的是，“可写”的前提是“可感”。去年“苏超”很火，我和学生写过一篇文章，从“苏超”看“城市可感性”，阐明公众卷入其中，形成情感共演，城市的活力、民间的智慧才会被激发出来。“可读”“可感”“可写”“可沟通”，这四个维度，可以表达我对城市公共交往空间具有活力的理解。

公共交往：归属与期许

苏州日报：在您看来，当下我们为什么需要讨论公共交往空间？它对普通人的生活、对一座城市的意义体现在哪里？

陈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是我这本书要去思考的。前不久去世的思想家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里把19世纪的咖啡馆作为典型的公共交往空间。在咖啡馆里，人们可以处于很私人的、个体的、不被强迫的状态，比如去读书、会友、闲坐，都是自愿的。但同时，人们可以谈论超出私人之上的事情，就共同的利益、共享的文化、集体的认同，进行广泛的参与、讨论、交换意见，甚至争辩。

对于一座城市而言，这一点非常重要。城市人员构成、职业构成、管理层级异常复杂，但任何一个部门、个体，哪怕平时看起来和公共事务无关，在某个特定时候都会发现彼此之间的关联。垃圾处理、环境、空气、绿化、公平公正问题，都关乎我们所有人怎么相处、怎么共处。如果没有对公共利益的关切，没有共享的文化、集体认同，没有大家都关心的事情可以讨论、交换意见、形成共识，这个城市就没法持续形成凝聚力。可以说，如果没有公共交往，没有形成公共交往的空间，城市就不能称其为一个城市，我们的城市共同体、我们共享的东西，就可能趋于崩塌或者瓦解。

苏州日报：您在书中强调，公共空间的核心是交往与关系。对一座城市而言，公共交往空间究竟意味着什么？

陈霖：用一句话来讲，就是让在这个城市生活的人都感到，这座城市是我的，我属于这座城市。这就是归属感和认同感。有多少公共利益的关切能在共享的空间中被激发、被表达、被回应，我们就拥有多少公共交往空间。

苏州日报：当下很多城市都在重视公共艺术与空间更新，您希望您的研究能为城市实践提供哪些可借鉴的思路？对苏州未来的城市空间建设，有什么贴近生活的期待？

陈霖：现在中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增量走向存量，城市更新、微更新、城市韧性等概念，都意味着公共交往空间在转换中面临新问题、新挑战。比如老街坊改造，如何让公共性、公共交往在其间发生？如果改造与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没有关系，它的公共交往功能就没有被充分开掘。我的观察、研究和思考，没法给城市实践提供可借鉴的现成方案，那是更专业的领域的事情。但我想以我的观察和思考本身，参与公共交往空间的构成。我去参观展览、参加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公教活动、参与公共艺术的讨论，都是在为城市公共交往空间的拓展尽一份力。这份力不在于提供解决方案，而在于提出一些问题。

苏州日报：作为长期扎根苏州的学者，您对这座城市未来的公共空间与文化生态有怎样的期待？

陈霖：我在苏州待得越久，就越喜欢这座城市，也越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它的过去与现在。在了解的过程中，自然会产生期许。从我关注的公共交往空间角度来说，我期待苏州能够让任何充满生机和智慧的元素，从被忽略、被遮没的状态走出，获得更多的机会生长，成为城市发展力量的一部分。我们既不能封闭于过去的经验，也不能陶醉于现在的成就，而要向更多的可能性敞开。在今天看来或许是异质性的东西，未来很可能成为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我经常举印象派的例子，那些游荡于巴黎街头的印象派画家，曾经处在被排斥的边缘状态，但后来却因他们而有了“印象巴黎”的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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